2025年!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 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41.6万，平均竞争比86：1！！

　　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

　　【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】2025年，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41.6万，平均竞争比86:1；某省省考单岗位竞争激烈程度更创下1:1027的纪录。近五年间，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公务员岗位的热潮持续升温，申请数量以每年20%的稳健速度增长，这一趋势折射出青年职业选择的新动向。以加拿大为例，2024年超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（同比增30%），多来自顶尖高校。日本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，83名外籍通过者过半为中国留学生，凭日语能力和热情进入行政等领域。新加坡行政岗竞争比300:1，仍有10名中国留学生凭双语优势入职核心部门。这一“海外上岸”浪潮，与部分国家放宽政策（如日本部分地区取消国籍限制）密切相关。例如，大阪府在2022年修订《地方公务员法》，明确允许外籍人士报考除警察、消防等特殊岗位外的所有行政职位，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外籍人才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。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小镇则因旅游发展需求，在招聘旅游局职员时特别设置中文岗位，要求应聘者具备中德双语能力及跨文化沟通技巧。澳洲昆士兰州则通过“全球管培生计划”吸引人才，中国留学生可通过该项目进入州政府交通、环保等部门轮岗，积累国际化行政经验。

　　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，海外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职业稳定性，更在于其与“身份留存”的深度绑定。在澳洲，硕士毕业生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州政府工作，可直接获得485签证延长至5年，期间享受与本地公民同等的医疗、教育福利，积累满2年工作经验后即可申请技术移民加分。奥地利则推出“红白红卡+”制度，中国留学生凭公务员职位可快速获得该卡，不仅享有合法工作许可，还能在购房、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。这种“职业+身份”的双重保障，使公务员成为留学生扎根海外的战略选择——正如一位在维也纳市政府工作的留学生所言：“这份工作让我既能发挥专业所长，又能为未来定居铺路。”

　　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是推动青年“出海”的直接导火索。2024年，341.6万人争夺有限公务员岗位的盛况背后，是1179万高校毕业生与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挤压。某省省考中，一个街道办岗位竟吸引1027人竞争，其中不乏海外名校硕士。公务员岗位因其“旱涝保收”的特性，成为青年眼中的“诺亚方舟”：稳定的薪资、完善的福利、较高的社会地位，以及“35岁不失业”的安全感，使其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就业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然而，当国内“上岸”难度持续攀升，青年自然将目光投向海外，试图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机会。这种选择并非对海外公务员制度的认同，而是对国内就业生态的无奈逃离——正如一位考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考公就像买彩票，明知道中奖概率低，但至少比私企的‘996’和‘35岁危机’更让人安心。”

　　从反论点来看，有人认为“全球巡考”体现了青年的开放视野和全球化能力。的确，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公务员考试体系，说明部分青年具备跨文化沟通、国际规则理解和语言能力等优势。例如，参与新加坡公务员考试需同时应对英文案例分析、中文政策解读和马来语基础测试，这种多语言考核模式对考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。然而，这种“开放”背后，实则是国内职业选择空间的逼仄。当青年不得不放弃国内市场，转而投身海外公务员竞争时，这种“开放”更像是一种被动适应，而非主动选择。例如，加拿大2024年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，同比上年增长30%，但这一数据的增长，更多反映的是国内就业压力的外溢——某招聘平台调查显示，72%的海外考公者承认“若国内有合适机会，会优先选择回国发展”。

　　驳论方面，有人质疑海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是否真的优于国内。以新加坡为例，其考公竞争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我国，300个行政岗位吸引数千名申请者，最终留下的中国留学生仅有10人，录取率不足0.3%。这种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场景，与国内考公何其相似。此外，海外公务员岗位还面临文化适应、政策变动、身份认同等挑战。在日本，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虽有83人为中国人，但日本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和严格的公务员制度，可能让外国公务员面临职业发展瓶颈——一位在厚生劳动省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透露：“部门会议常用方言讨论，我常常需要同事翻译才能理解核心内容。”因此，海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并非绝对，青年“出海”仍需谨慎权衡。

　　从身份策略来理解就很明显了，海外考公也只是一个跳板，上岸之后选择的压力会更小，选择会更多。例如，澳洲技术移民清单中，州政府公务员职位长期占据优先类别，中国留学生可通过该渠道快速获得永居身份；新加坡教育部岗位则为外籍员工提供EP工作签证，满足薪资和居留期限要求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。这种“体制内身份+移民便利”的组合，吸引着大量中国留学生——2025年加拿大公务员招聘中，中国留学生申请量同比增长30%，其中65%明确表示“主要目的为获取签证”，而非对公共事务的长期热情。

　　然而，海外公务员考试看似竞争较小，实则暗藏更高门槛。以新加坡为例，其公共服务部门虽提供优惠购买组屋、居家办公等福利，但考核机制堪称严苛：公务员需每两年接受一次绩效评估，连续两次排名末位将被解雇；2024年因数字化改革和财政紧缩，新加坡公务员系统裁员率达3.2%，远高于国内体制内0.5%的淘汰率。一位在新加坡环境部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坦言：“这里没有‘铁饭碗’，只有持续的业绩压力。”

　　语言与文化壁垒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旅游局工作的王悦（化名）透露，其面试包含三轮方言测试，入职后还需参与社区文化课程以融入当地：“有次因为没听懂同事的俚语，把‘紧急会议’听成‘咖啡时间’，差点酿成工作事故。”这种“隐性考核”在海外公务员体系中普遍存在：日本JET项目要求参与者每年提交50页以上的社区融入报告，详细记录参与当地节日、学习传统技艺的经历；澳大利亚州政府管培生需在两年内完成300小时的志愿服务，包括社区清洁、老人陪护等项目，以证明其“社会责任感”。

　　即便成功“上岸”，海外公务员的待遇也未必优渥。加拿大公务员平均年薪约5.2万加元，低于全国5.8万加元的平均水平；英国公务员因薪资低下多次罢工，2024年其起薪仅为2.8万英镑，不足医生起薪的1/3，甚至低于快递员平均收入。更现实的问题是生活成本：在温哥华，公务员月薪4000加元扣除2500加元房租、300加元交通费后，所剩无几，网友调侃“温哥华治好了颈椎病（因低头算账），却治不好中国胃（因外卖昂贵）”。一位在多伦多市政府工作的留学生计算后发现：“扣除税费和开支，我的实际收入与国内二线城市公务员相差无几。”

　　对部分留学生而言，海外考公的本质是“曲线救国”。澳大利亚绿卡政策规定，在州政府工作满两年可申请技术移民加分，这一条款使公务员成为移民的“黄金通道”；新加坡教育部岗位为外籍员工提供EP工作签证，满足薪资要求（月薪不低于5000新元）和居留期限（2年）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。这种“体制内身份+移民便利”的组合，吸引着大量中国留学生：2025年加拿大公务员招聘中，中国留学生申请量同比增长30%，其中65%明确表示“主要目的为获取签证”，而非对公共事务的长期热情。一位参与加拿大公务员考试的留学生直言：“我的目标是先拿身份，再考虑职业发展。”

　　但这种“上岸”往往充满不确定性。日本JET项目虽属公共服务系统，但本质是“文化交流型”合同工，一年一续且服务期不超过5年，项目结束后需重新寻找工作；德国某市政府招聘的4年期合同工，续签需通过德语C2考试（接近母语水平）并提交3篇学术论文，难度不亚于攻读博士学位。即便成功留任，文化隔阂也如影随形：在新西兰奥克兰政府工作的林同学发现，同事聚餐时讨论的橄榄球规则和毛利文化典故，常让他感到“像局外人”；一位在瑞典税务局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则抱怨：“部门团建总是去森林徒步或滑雪，我既不喜欢也不擅长，只能勉强参与。”

　　海外考公潮的兴起，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职业选择逻辑的变迁。当国内互联网行业收缩、金融行业降薪，当“35岁危机”从私企蔓延至国企，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：要么在国内“卷”体制内，要么到海外“卷”新赛道。但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需面对现实的拷问——国内公务员的“光环”背后，是基层干部连续加班36小时的疲惫，是“白加黑”“5+2”的工作常态；海外公务员的“轻松”之下，是文化认同缺失带来的孤独，是“永远是外人”的疏离感。一位在荷兰政府部门工作的留学生总结道：“这里没有‘996’，但也没有归属感；没有‘35岁危机’，但有‘文化融入焦虑’。所谓‘上岸’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‘游泳’而已。”

　　真正的“上岸”或许不在于地点，而在于对职业本质的认知。正如在加拿大工作的Astro所说：“这里没有‘体制内’的说法，公务员就是一份普通工作。我选择它，是因为喜欢弹性工作制带来的自由，而不是因为它能带来什么社会地位。”当社会能以平常心看待公务员职业，当“成功”不再被单一标准定义，或许年轻人才能真正摆脱“上岸”的焦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坐标。

　　在这场全球围猎“铁饭碗”的浪潮中，没有绝对的赢家。但至少，它让我们看到：当内卷成为时代底色时，年轻人依然在努力寻找突破口——哪怕这个突破口，远在地球的另一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