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藏自治区主席：转世不由达赖说了算 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，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办理！

西藏自治区主席:转世不由达赖说了算

　　【西藏自治区主席:转世不由达赖说了算】近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会议上，西藏自治区主席表示：转世不由达赖说了算。在发布会上，有记者提问达赖发表了关于转世的声明，请问怎么看待。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表示：活佛转世有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。达赖喇嘛名号的历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。在达赖转世问题上，中央政府具有无可争辩最终决定权。这是广大信教群众坚守的信条，也是达赖转世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转世从来不是由达赖喇嘛个人说了算。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，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，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办理。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始于13世纪，达赖、班禅两大转世系统分别于1578年、1645年确立。其核心程序包含“寻访灵童、金瓶掣签、中央批准、坐床典礼”四大环节，每一项均承载着宗教信仰与国家主权的双重意义。以班禅转世为例，1995年十一世班禅的认定过程堪称典范：扎什伦布寺高僧依据前世班禅遗嘱、梦境启示等线索，在西藏、青海等地秘密寻访，最终将候选灵童名单呈报中央。随后，国务院特派专员携金瓶赴拉萨大昭寺，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掣签仪式，最终确定坚赞诺布为转世灵童。这一过程严格遵循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，确保宗教仪轨的纯粹性。

　　清朝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，首次以国家法令形式确立金瓶掣签制度。章程明确规定：“大活佛转世，须报请中央政府主持掣签，方为有效。”这一制度延续至今，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律保障。2007年，中国政府颁布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以行政法规形式固化四大原则，彻底封堵了“私自转世”“境外指定”等乱象的生存空间。

　　十四世达赖的转世之路，本身便是中国中央政府尊重宗教仪轨的明证。1937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，西藏地方政府按仪轨寻访灵童，最终确定拉木登珠（即十四世达赖）为转世候选人。1940年，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典礼，并颁发金印、金册。这一历史事实，被白玛赤林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尖锐指出：“如果中央政府没批准，他能成为十四世达赖吗？”然而，自1959年流亡印度后，达赖集团逐渐将宗教议题政治化。其言论轨迹堪称荒诞：1997年宣称“转世制度可随时代变化”；2011年抛出“男女均可转世”论；2015年更声称“若西藏民众同意，可取消转世”。这些自相矛盾的表态，被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斥为“对藏传佛教的亵渎”。他曾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质问：“达赖一会儿说再生转世，一会儿说不转世，一会儿说指定转世，一会儿说国内国外均可——他到底以哪个为准？”

　　1995年，达赖集团无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已启动的合法寻访程序，擅自宣布6岁的坚赞诺布为“班禅转世灵童”。这一行径遭到中国政府严正驳斥：国务院授权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声明，明确指出“任何未经金瓶掣签和中央政府批准的转世灵童，均属非法无效”。如今，这位被达赖集团操控的“灵童”已年过三十，却始终未能获得西藏信众的认可，其家族成员更公开表示“不愿被卷入政治漩涡”。这场闹剧，恰恰印证了白玛赤林的论断：“达赖认定的所谓班禅转世灵童，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。”

　　面对达赖集团的分裂行径，中国政府始终以“法律为准绳、宗教为根基、民生为根本”推进西藏治理。数据显示，西藏现有藏传佛教活佛358名，其中91%通过金瓶掣签产生，100%经中央政府批准坐床。这一数据背后，是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与对文化传统的守护。从1792年的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》到2007年的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，中国逐步构建起覆盖转世全流程的法治体系。2020年颁布的《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》更明确规定：“活佛转世应当坚持国内寻访、金瓶掣签、中央批准的原则，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。”这些法规不仅为宗教界提供了行为准则，更为国际社会反驳达赖集团谎言提供了法理依据。

　　制度的力量，最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上。2024年，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.8万元，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；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9.7%，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；布达拉宫、大昭寺等宗教场所完成数字化保护，信众朝拜更加便捷。当西藏各族群众在稳定环境中享受现代文明成果时，达赖集团鼓吹的“转世危机论”自然失去市场。正如洛桑江村所言：“西藏的发展成就，就是回应分裂言论最有力的答案。”

　　活佛转世制度不仅是宗教仪式，更是藏民族的文化基因。从《格萨尔王传》的口传史诗到唐卡艺术的精湛技艺，从藏医藏药的独特体系到天文历算的精密计算，这一制度承载着藏民族对生命轮回、因果报应的哲学思考。在拉萨八廓街，25岁的僧人次仁平措正用智能手机记录转经筒上的六字真言。“师父说，转世制度是佛法在世间的延续。”他笑道，“但我觉得，守护这种延续的方式，可以是研习经典，也可以是开发宗教文化APP。”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，正是西藏文化生命力的体现。数据显示，西藏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300余项，其中90%与藏传佛教文化相关，年轻传承人占比超过40%。

　　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进，西藏作为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日益凸显。2024年，尼泊尔、不丹等国宗教代表团赴藏考察时，均对活佛转世制度的规范化管理表示赞赏。尼泊尔佛教协会主席巴特拉伊感慨：“中国用法治保障宗教自由，让千年传统焕发新生，这值得所有多民族国家学习。”

　　当达赖集团仍在海外编织“转世危机”的谎言时，西藏大地正以日新月异的变化书写着真实的故事：扎什伦布寺的晨钟暮鼓中，十一世班禅为信众摸顶赐福；大昭寺的酥油灯前，年轻僧侣用藏文电脑软件校对经书；拉萨河畔的农田里，藏族阿妈笑着向游客展示手机里的活佛开示视频……这些场景交织成一幅图景：一个既坚守千年传统、又拥抱现代文明的西藏，正沿着法治轨道稳步前行。历史早已证明，任何试图将宗教议题政治化的行径，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。活佛转世制度的存续，不取决于某个人的意志，而取决于亿万信众的信仰选择，取决于一个文明古国对文化根脉的敬畏与守护。正如白玛赤林所言：“转世问题，中央早已给出答案——尊重历史、尊重宗教、尊重人民。”这，或许就是这场争论最深刻的注脚。